葉青看財經2985：從量入為出到高赤字率

周六上午在北京參加中央財大財稅史研究院的研討會，做了發言：

2025年赤字率4%，歷史新高，增加政府債務5.66萬億，成為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標志之一。而美國赤字率是6.6%，總額36萬億美元。因此，赤字率問題非常值得進行重新研究。

一、從量入為出到量出為入

1、“量入為出”的首次提出

“量入為出”最早見于西周時期的《禮記·王制》。其中記載：“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這一原則強調根據農業收入的實際情況規劃財政支出，尤其在以農耕為主的古代社會，收入受限于自然條件和生產力水平，量入為出成為維持財政平衡的核心方法。西周還注重儲備，“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預留十年積蓄以應對災害或戰爭。后世如管仲、孔子等思想家也繼承并發展了這一理念，成為儒家推崇的“仁政”原則。

2、“量出為入”的首次明確主張

西漢桑弘羊曾隱含類似思想（如通過鹽鐵專賣增加收入以應對支出），但未明確術語；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因戰爭需要臨時加稅也屬“量出為入”的實踐，但缺乏理論化表述。

“量出為入”首次由唐代宰相楊炎明確提出。他在兩稅法改革中主張：“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

安史之亂后，唐朝財政混亂，楊炎通過計算全國財政支出需求來確定賦稅規模，旨在規范收入、緩解民眾負擔。盡管這一思想在實施中因定額稅制未完全實現動態調整，但打破了傳統“量入為出”的剛性約束，被視為財政管理的一大變革。

3、兩種思想的演變與融合

明清時期的爭議：“量出為入”常被批評為“橫征暴斂”，而“量入為出”則被奉為“仁政”。例如陸贄抨擊前者“取之無度”，雍正帝則標榜后者為治國之本。

清末的黃遵憲提出結合兩者：“權一歲入，量入為出；權一歲出，量出為入”，主張根據實際需求動態平衡收支。這一思想受西方財政理論影響，推動了中國近代財政預算制度的萌芽。

二、中國財政學界對赤字率的討論

1、改革開放初期（1980s-1990s）：謹慎探索與理論啟蒙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初期，財政收支矛盾凸顯，但傳統觀念仍強調“收支平衡、略有結余”。

部分學者引入凱恩斯主義，認為適度赤字可刺激經濟（如許毅、鄧子基等），但爭議較大。

保守派堅持“赤字有害論”，認為財政赤字會引發通脹和債務危機。

1981年首次出現財政赤字（占GDP 0.5%），此后赤字率長期控制在1%以下，被視為“被動性赤字”。我1979年在湖北財經學院讀財政學。

2、分稅制改革后（1994-2008）：市場化改革與赤字工具化

1994年分稅制改革重塑央地財政關系，赤字成為主動調控工具。

學界討論焦點：

赤字合理界限：圍繞國際通行的“3%赤字率紅線”（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標準）是否適用于中國展開爭論。

結構性赤字與周期性赤字：學者提出區分兩類赤字（如賈康），強調經濟下行期應容忍周期性赤字擴大。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首次以“增發國債+赤字擴張”刺激經濟，赤字率升至1.1%（1999年）。

3、全球金融危機后（2009-2015）：赤字擴張與風險爭議

2008年“四萬億”計劃推動赤字率突破2%（2009年達2.8%），債務規模快速上升。

支持派（如李揚、劉尚希）：認為中國赤字率偏低，應突破3%以支持基建和民生。

審慎派（如樓繼偉、吳曉靈）：警告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強調赤字擴張不可持續。

2015年《預算法》修訂后，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范化，但隱性債務問題引發學界對“真實赤字率”的測算爭議。

4、供給側改革與高質量發展（2016-2019）：赤字率“穩中有控”

經濟增速換擋，中央提出“去杠桿、防風險”，赤字率目標穩定在2.6%-3%。

學界討論：

隱性債務納入赤字計算：學者估算若計入地方隱性債務，實際赤字率可能超過5%（如白重恩，在一次一虎一席談中見過）。

減稅降費與財政可持續性：2019年大規模減稅導致收支壓力，學界呼吁提高赤字率（如劉元春）。

赤字率目標保持“溫和擴張”，同時通過專項債等“準財政工具”緩解壓力。

5、新冠疫情以來（2020至今）：赤字率彈性化與政策范式轉變

2020年抗疫財政支出激增，赤字率首次突破3.6%（2020年），2023年定為3%。

學界核心議題：

3%紅線是否過時：張連起等學者建議淡化比例約束，轉向“動態平衡”；IMF則認為中國赤字率仍有提升空間。

財政政策有效性：部分學者指出基建投資邊際效益下降，需通過“精準赤字”支持科技創新（如劉尚希）。

債務可持續性模型：引入“跨周期平衡”概念，測算長期赤字空間（如馬駿）。

2022年推出“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以“類財政”手段規避赤字率約束，引發學界對“廣義財政赤字”的討論。

6、當前爭議與共識

爭議點：

安全閾值：是否應放棄3%教條？部分學者主張以“債務/GDP”替代赤字率單一指標。

結構優化：赤字資金應更多投向民生、科技而非傳統基建（如賈康vs.林毅夫）。

央地協同：如何通過赤字分配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如增值稅留抵退稅造成的基層財政缺口）。

共識：

赤字率需服務于宏觀經濟目標，而非機械遵守比例。

需建立“全口徑”財政赤字統計體系，涵蓋隱性債務和政策性金融工具。

長期需平衡“穩增長”與“防風險”，避免財政懸崖。

三、代表委員的赤字觀

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在歷年全國兩會上對赤字率的建議，多聚焦于平衡經濟增長與財政可持續性，既體現對宏觀經濟形勢的響應，也反映不同發展階段的核心訴求。

1、呼吁階段性提高赤字率以“穩增長”

經濟下行壓力時期（如疫情、外部沖擊），代表主張擴大赤字支撐逆周期調節。

典型案例：2020年抗疫關鍵期：多名代表建議將赤字率從2.8%提升至3.6%以上，支持“六保”“六穩”（如黃守宏代表）。政府當年實際赤字率定為3.6%，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

2023年經濟復蘇階段：部分代表建議突破3%約束（如劉尚希代表），最終赤字率定為3%，但通過3.8萬億元專項債等工具補充財力。

3、主張嚴守赤字紅線以“防風險”

地方隱性債務累積或經濟過熱期，代表強調財政紀律。

2017年去杠桿時期：政協委員樓繼偉（曾任財政部長）建議將赤字率壓至3%以內，警惕地方債務滾動風險，次年赤字率目標從3%降至2.6%。

2021年疫后反彈期：經濟學家代表（如李揚）提出“逐步退出超常規赤字”，避免政策過度慣性，當年赤字率回調至3.2%。

3、優化赤字結構：從總量控制到精準投放

結構性調整建議：

民生與科技導向：多位代表提議將赤字資金更多用于教育、醫療、基礎科研等領域（如董明珠代表2022年建議“赤字向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傾斜”）。

區域平衡：中西部地區代表呼吁中央通過赤字分配加大轉移支付（如甘肅團代表2023年提議“提高西部基建專項債額度”）。

4、創新赤字管理機制

統計口徑改革：

全口徑赤字核算：學者型代表（如劉元春）建議將政策性銀行債券、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納入廣義赤字統計，增強政策透明度（2021年）。

動態閾值設定：稅務總局代表王軍提出“建立與經濟增速聯動的赤字率彈性區間”，突破3%教條（2020年）。

跨周期調節工具：上海團代表建議試點“經濟穩定調節基金”，在經濟高漲期儲備盈余，低谷期釋放以平滑赤字波動（2022年）。

5、應對特定挑戰的赤字政策建議

人口老齡化：社保領域代表鄭功成（2023年）提議“劃撥部分赤字資金充實社?；?span >”，應對養老支出長期壓力。

綠色轉型：環境界代表呂忠梅建議發行“綠色赤字債”，定向支持碳中和項目（2021年）。

6、爭議焦點

3%紅線的存廢：

支持突破者：認為中國政府資產雄厚（如國有資本），可承受更高赤字（張連起，2023）。

反對者：強調地方隱性債務未完全顯性化，赤字擴張或加劇風險（賈康，2022）。

央地赤字分配：廣東團代表提議“擴大地方一般債額度”，緩解基層“三保”壓力（2023），但財政部回應需兼顧全局風險。

政策影響與實踐：

立法推動：2020年赤字率突破3%后，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調整赤字規模，強化了政策靈活性。

工具創新：代表建議催生了“專項債+政策性金融工具”組合拳，2022年通過7400億元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基建，規避赤字率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