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２２日，由天津大學法學院主辦、天津大學法學院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承辦的比較法視野下“一帶一路”投資法律保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在天津大學舉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劉敬東，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會委員陳幼卿，國家開發銀行行內專家賈庭仁，南開大學法學院院長左海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院副院長、中國海事沖裁委員會副主任李虎，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副所長蔣姮，Ｃｌｉ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高級研究顧問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金道格），英中協會（ＧＢＣＣ）助理主任Ｋａｔｈｒｙｎ　Ｒａｎｄ（蘭心），中國·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辦公室副主任、聚龍集團公共關系部總監邱愛秒，第一創業摩根大通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投行部執行總經理滕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德國洪堡基金會中國學術大使王世洲，北京世澤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大學能源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特邀教授張利賓，天津市律師協會、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專業委員會主任紀雪峰，上海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章曉科，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李慧蓮，天津大學副校長元英進，法學院院長孫佑海，天津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人文社科處處長張俊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天津大學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兆興以及法學院５０余名師生參加會議。

　　開幕式結束后的理論研討分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市場準入制度、“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金融支持與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綠色發展問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四個議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市場準入制度

　　在第一議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市場準入制度”中，劉兆興作了題為“‘一帶一路’建設中海外直接投資的法律問題”的演講。他首先介紹中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中的法律關系問題，指出在研究母國法的同時，更要研究東道國的法律，中國在贊比亞的投資過程中所遇到的勞資關系糾紛事件說明了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在全面研究東道國法律制度體系時，還應注意其非成文制度，例如慣例、部落規則，法律傳統（包括宗主國留下的制度），甚至是文化傳統。另外要熟悉東道國的投資準入門檻和限制。　

　　劉敬東提到，“一帶一路”的倡議要最終實現，必須走法治化的道路。法治化分兩個層面：一方面，在國際層面上，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都是ＷＴＯ、ＩＭＦ和其他一些區域性貿易投資協定的當事國，我們要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遵守已經參加的國際條約、國際協定。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那些尚未與我國有貿易投資協定關系的國家，同中國盡早簽訂相關的貿易投資協定。　

　　左海聰主要介紹三方面內容。第一，我國政府對于海外投資的風險防范制度；第二，司法保障；第三，企業的合法合規經營。真正把風險消滅于無形還要靠企業本身，企業在經營中要做到合法合規，不觸碰法律底線。　

　　蔣姮談到，研究“一帶一路”的幾個國家可以發現一個特點，就是高沖突、高風險這種標簽的國家非常多，法律不系統、不連續，有的還互相沖突，在執行方面特別不規范。應注意如何把握這個規則，顯得十分迫切，在應對方面有以下幾點：在合規方面，要加大對比的研究，整合信息。在分析工具方面，可以借鑒ＣＩＡ這種工具，也就是沖突影響研究工具，它是一種影響政治風險的研究工具。在法律問題，通過立法的方式加強指引。

　　孫佑海指出，我們在“走出去”戰略基礎上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貫徹落實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既要重視國際法，同時也要認真研究東道國的法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法律，要研究透，還要探求原來宗主國的傳統。

　　第二，研究法律要全面。目前，企業家從投資和個體賺錢的角度，往往只研究私法，這還不夠，還要研究公法包括刑法。

　　第三，既要重視臺面上的法律，也要注意臺面下的法律。一些潛規則的東西也很重要。中國講ＡＤＲ，外國的ＡＲＤ也很重要，所以合規問題非常重要。

　　第四，出去投資時既要跟政府、官員打交道，也要跟當地“草根”打交道。

　　第五，既要重視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了解，同時也要注意到這幾年，特別是２００８年以后，由于經濟洗牌，很多原來的富國現在不這么富，原來的窮國也不那么窮了，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一些政策發生變化調整，我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要注意這些變化，建議政府部門采取相關措施妥善應對。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金融支持與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

　　賈庭仁認為，所有問題，包括風險都要靠法律解決。作為銀行和金融機構，要依法合規，預防法律糾紛，即預防為主。建設經濟和經濟強國的支柱是實體經濟。一國金融的強大依賴于實體經濟的強大，我國的經濟要想做好“一帶一路”，必須做好自身工作，不能讓實體經濟失血，也不能掏空我們的金融。

　　滕越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國際產能的合作，是為產業服務的，法律為產業服務，金融同樣為產業服務，但金融是推手。“一帶一路”跨境并購法律問題需要法律界、金融界的緊密合作。　

　　安寧副教授在“農業境外投資的法律考量”的發言中主要談到六大問題。一、監管問題：制定境外投資法，企業需要評估成本，如果不把目前的規章制度上升到法律層面，對于企業的確定性預期有非常大影響；二、法律沖突及其解決以土地權利為核心；三、金融財政支持的合法形式：國際規則的制約；四、風險控制和社會責任；五、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法律問題；六、關于國際合作與規則制定。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綠色發展問題

　　孫佑海提出建議：一、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環保條約和相關條約的制定，提升我國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二、有效推動我國《對外投資法》融入環境保護實質內容；三、加強行政執法，強化環境審計力度；四、公正司法、嚴格司法。一是要公正高效審理涉及“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案件，營造公平公正的營商投資環境；二是要依法行使司法管轄權，為中外市場主體提供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三是要準確適用國際條約和慣例，準確查明和適用外國法律，增強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五、要促進對外投資企業自覺守法，并支持ＮＧＯ在綠色“一帶一路”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六、全面加強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研究和輿論引導。

　　王世洲在報告“‘一帶一路’倡議下綠色發展中的刑事保障問題”中談到，目前，中國公民在海外遇到重大危險的情況已經有很多，在“一帶一路”方面，中國人在國外受到不法攻擊，有來自個人或者海外組織的攻擊，也有來自中國人自己的攻擊。刑事保護問題應該納入我們在“一帶一路”的法律保護范圍內。在刑事管轄權方面，刑事保護是保護中國國民在海外利益多種手段的一種，并且是不容忽視的一種。在具體案件中，應分情況來行使刑事管轄權，要區分重大案件和一般案件。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金道格）顧問的發言題目是“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他首先梳理了中國環境保護政策和法律，以及“一帶一路”和“走出去”中的環保政策，之后列舉了一些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方面的合作案例：一、南北合作，特別是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合作。中國的一些環保項目借鑒了很多歐盟的經驗，除了一些比較先進的法律之外，還有歐盟的環境責任制定、環境保護制定等，另外還借鑒了奧胡斯公約，特別是其中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司法救濟的部分。二、南南合作，即中國和東南亞包括東盟等國家的合作。目前已經成立中國東盟環境合作中心，共同推進環境方面的合作，同時現在已經開始逐漸探索中國和東盟成員國的環境法律方面的交流。金道格對未來合作進行展望，指出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可以相互借鑒。東道國可以借鑒中國的立法，因為全球都公認中國的環保法是一部比較有效的環保法。同時，中國在環境司法方面已經有所跨越，設立了許多的專門環保法庭，這一點可供國外借鑒。此外，中國ＮＧＯ的“走出去”，對解決當地糾紛有重要的貢獻。

　　劉敬東副庭長對第三階段的發言進行點評。他指出，在環境條款中，目前缺乏一個良好的爭端解決機制。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應當建立一個爭端解決機制，將環境的爭端也包含進去。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李虎認為，中國企業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貿易，易產生糾紛，需要有糾紛解決機制，雙方可以協商解決、調解解決、仲裁解決、訴訟解決，在這幾種糾紛解決機制中，如果是國際經貿糾紛，仲裁是最具優勢的，也是最多選用的。　

　　張利賓指出，最好避免風險的方法是在事前解決，做好各種規避，比如政策風險規避等。重要的是在具體項目上，對法律的盡職調查和資源的可采儲量調查，如調查礦權是否有效以及有沒有滿足最低義務投入等。做完盡調之后，把對項目標的狀況和承諾寫在合同里。（本報記者　蔣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