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人介紹本村時，烏蘭木倫村村民喜歡強調：“我們是西部第一村。”雖未經官方認證，但話里浸滿了不容分辯的自豪。

　　改革開放前，這里荒沙一片，人們的目標是“吃飽穿暖”。而今，她成了“億元村”，目標是“美好生活”。

　　不同角度切片觀察烏蘭木倫村，都能看到中國鄉村治理能力躍升、鄉村振興在這里投注的深刻痕跡。

　　甚至，放棄“高官厚祿”，38年來守著小村的村支書，都是“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的活樣本。

　　這個小村，何以如此不凡?

　　窮村逆襲：從零資產到富得流油

　　烏蘭木倫，蒙古語意紅色的河流。但讓村子“翻身”的，是黑色煤炭。

　　烏蘭木倫村隸屬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地下蘊藏著大量優質煤炭，是神華神東煤炭集團的主采區之一。

　　近二十年來，隨著煤炭業的勃興，小村搖身一變，從零資產蛻變為富甲一方并誓要摘取“中國西部第一村”的致富典型。

　　“去年去了趟迪拜，今年去了漠河和云南。”說起這些年家里添置的“大件兒”，村民王飛想了半天，覺得家里啥也不缺，就是旅游多花了點錢。日常花銷里，也就是一臺豐田酷路澤5700“燒點兒油錢”。

　　“他們村已然脫離了買臺電視就算大件兒的階段。村民對美好生活的愿景直追大城市，有更高的目標。”伊金霍洛旗委辦公室副主任奧遠說。

　　53歲的王飛和妻子住著一套337平米的三層別墅，二人在村辦煤礦上班，除13萬元的年工資、村里發的4萬元補貼，還有“養大車”的收入，夫妻年收入達30余萬元。

　　這在村里是中等偏上水平。

　　別墅林立，公園小景點綴其間，小學、幼兒園、醫院、警務室、酒店、公園等公共設施一應俱全。從功能和景觀看，烏蘭木倫村儼然一座小型城鎮。

　　村里有4家村辦企業，村集體年收入達6000多萬元，每年有2800萬元財力用于民生領域，以構建和完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環境和社會保障等7個民生體系。

　　這里有一套人與村的方法論，伊金霍洛旗人大環資委主任，烏蘭木倫村駐村干部張志榮將其總結為：為民建村、為民管村、為民創村。“能有今天的日子，是全村人一代又一代苦出來的。現在村富了，理所當然要充分滿足村民的獲得感、幸福感。”

　　每人享受80平米免費供暖;每人每月免費使用2噸水;物業費全免，教育機構學費全免;醫療保險由村支付，醫保報銷后還能再報30%;55~60歲以上老年人每年享受2400元糧補，其余則是1200元糧補;大學生返鄉即就業，起步工資達6千元……

　　林林總總，村民享受各項福利達8個(每人每年5046元)。51歲的廉征兵回望來路，直言“這樣的日子不敢想象。”

　　“窮山餓石頭，瘦水向南流，老百姓住在沙里頭，年年起來沒吃頭。”村民往往由這句老話展開回憶。

　　翻閱小村奮斗史，可以發現，其每一個跨越和轉機都與中國改革開放奔涌向前的軌跡相重疊。

　　1983年，國家建設“三北”防護林，全村投入綠化建設。接著，整理農田、種植瓜果蔬菜，修建揚水站、防洪壩……村民逐漸解決了溫飽問題;

　　1986年—1988年，國家地質勘探隊進駐，幾家煤礦接連進村，部分村民由農民變工人。有人買了三、四輪車和推土機到礦上搞起運輸服務業，成了第一批先富者;

　　1993年，一座村辦煤礦建成，年底入賬七八萬元，第一筆村集體經濟誕生，更多的村辦煤礦接連落成;

　　隨著煤炭市場的浮沉，村產業也起起落落。

　　2000年，烏蘭木倫村轉變發展思路，跳出“煤界”謀新路，建成一條鐵路和一個煤炭運銷集裝站，村集體每年有了700多萬元固定收入;

　　作為一個資源型村莊，烏蘭木倫村的瓶頸出現：不少地方開始沉陷，百姓不停搬遷。

　　恰逢國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小村當機立斷：選一塊地，建設新農村。

　　2007年，他們著手建設烏蘭木倫新村。迄今，在村集體補貼下，597戶村民以1千多元的成本價住進別墅;

　　2018年底，村集體固定資產達4.4億元，集體經濟年收入6000多萬元，村民人均純收入42800元。境內煤礦11個，其中村辦煤礦1個，年生產能力90萬噸;煤炭運輸集裝站4個，其中村辦集裝站1個;有股份制水庫1座，儲水量680萬立方米;投入注冊資金2000萬元成立了鄂爾多斯市紅河情實業有限公司……

　　避開了一些地區竭澤而漁的資源陷阱，烏蘭木倫鎮黨委書記高中昌認為，烏蘭木倫可持續發展的根源在于，一是緊跟中央政策引導，把握每一次時代機遇，心無旁騖做長線，一路深耕產業布局;二是不欠環境賬。

　　一方面，建設綠色礦山，對采礦造成的塌陷進行填埋復墾，復墾區治理面積達30000余畝，復墾綠化率達40%，建成牧草種植區17000畝、綠色蔬菜基地50畝、樹木168萬棵;

　　“今后準備在我們的復墾區搞綠色有機農業。”廉征兵描述村民對未來事業的構想。

　　另一方面，在全村實現了各項產業生產、運輸、利用、排廢的全程綠色化;同時治沙造林和建設農田水利，走以林、農促牧和現代化養殖的路，植被覆蓋率達85%，森林覆蓋率達52%。

　　雖是礦區小村，卻依青山傍綠水，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鄉愁”。

　　近10年，村里年輕人不減反增，80%大學生回鄉入企或創業。全村人口由2006年的1083人，增長到598戶、1797人，沒有一個人外出打工。

　　說起新年愿景，王飛想了又想，說：“日子更上一層樓，把我這三層別墅變成四層。”

　　鄉村治理的“烏蘭木倫經驗”

　　“我在伊金霍洛旗當紀委書記近3年，沒有接到一起來自烏蘭木倫村的舉報、信訪。”伊金霍洛旗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金山說。

　　對于一個坐擁“煤床”、經歷大量征地拆遷的地方來說，極其不易。多年探索，這里已形成一套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烏蘭木倫村經驗”。

　　事實上，榮獲“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烏蘭木倫村，也曾面臨土地收儲和征拆補償帶來的利益分配之痛。

　　當地政府部門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之前，每年約有40%的信訪問題來自村社一級。村級民主議事不規范，扯皮糾紛、人心不齊是阻礙發展的主因。

　　“過去召開全體村民會議，遇到意見分歧，村兩委與村民、村民與企業、村民與村民之間，說不清、吵不明、定不下來。少數村民不同意，問題就解決不了。而村兩委拍板后，‘被表決’的村民有不滿情緒，矛盾就激化了。”時任烏蘭木倫神華新村村主任的王學仁早前對媒體說。

　　如何規范村級權力運行?如何提高辦事效率?如何保障群眾權益讓大家齊心協力擰成一股繩?

　　以問題為導向，以“公開、透明、民主、公平”為原則，村兩委直面癥結，建立起以村民代表會議常設制為核心的“四權四制”運行機制，即：所有村級重大事項都按照黨支部履行組織權、村民(代表)會議履行決策表達權、村委會履行實施權、村民履行監督權的體制框架進行科學配置，同時運用與之相對應的決策啟動機制、民主表決機制、組織實施機制、監督評議機制，對重大事項決策權進行民主管理。

　　“ ‘四權四制’的核心就是村民代表大會常設制。”高中昌說。

　　一起糾纏10年的糾紛，在這套機制下成功化解。

　　早在1998年，烏蘭木倫村的草牧場就分到農戶手中，本著好管理的初衷，按地形、人均草牧場和荒山從30畝到100畝不等。經濟發展后，利益分配不均等激發的矛盾凸顯出來。

　　實行“四權四制”后，在村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們一致同意將草牧場和荒山全部收回集體，按照現有人口平均分配。草牧場分配不均之爭由此平息。

　　村里最難的癥結，即土地分配和征地補償的利益分配問題，也在這套機制下解開了疙瘩。

　　“借助村民代表大會，大家坐下來研究，通過協商和村民代表表決，最后按人口進行平均分配，矛盾一下子就解決了。”烏蘭木倫村四社社長李生榮說。

　　“四權四制”運行10多年來，全村通過村民代表大會調解矛盾糾紛158起，分配征地等各類補償8.32億元。矛盾化解率提高了，信訪量下降了，鄰里關系和諧了，基本“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村”。

　　對一些重大事項，村民也可以說“不”。

　　神華集團的神東煤礦曾提出，要一塊土地用于企業發展，村委會和部分村民代表們討論后認為，村里水源緊張，擴大采礦范圍可能加重用水負擔，最終否決了這件事。

　　“我和企業說，就是現在我想給你也給不了，因為村民不同意。”王學仁說，這在以前，走個過場就完事。

　　通過“四權四制”，村民由重大事務的旁觀者變為決策者，標志著烏蘭木倫村建立了一套黨組織領導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廣大鄉村群眾嘗到了“甜頭”，更有“奔頭”。

　　“矛盾在村本級就能化解掉，村干部工作量減少了很大一部分，負擔輕了，也能騰出更多精力投入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去。”烏蘭木倫鎮黨委副書記王新義說。統計顯示，群眾對村兩委滿意度由2006年的67%提高到2018年底的98%。

　　“烏蘭木倫村的鄉村治理創新，體現了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人民共同治理社會事務、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善治的本質特征。村務決策更加科學民主，從源頭上降低了以權謀私等腐敗風險，讓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發揮，為專心致志謀發展贏得了時間。”烏蘭木倫鎮紀委書記張占飛評價說。

　　目前，這套制度已在伊金霍洛旗全面推行，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當地扎根、結果。

　　38年的老支書，全村人的主心骨

　　烏蘭木倫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始終縈繞著一個不可抹去的身影：當了38年村支書的王朝。

　　集體經濟從0增長到4.4億元，村里辦起第一座煤礦、第一所小學、第一間醫院，建起第一條鐵路、污水處理廠，村民住上第一套別墅……在他的手上，烏蘭木倫村產生了許多個“第一”。

　　“可以說，38年，這個村邁出的每一步，都浸染著王朝的心血。”村支委委員、紅河情磚廠廠長楊占金說。

　　當選烏蘭木倫村黨支部書記時，王朝27歲。

　　村里一窮二白，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住國家建設“三北”防護林機遇，發動全村人種樹、搞農田基本建設;

　　溫飽問題解決了，他又借煤礦進村之機，讓一批窮苦農民轉業當了工人，以工補農;

　　村集體沒有收入，他以個人名義貸款5萬元，辦起第一家村辦煤礦，當年七八萬元進賬，集體收入實現零的突破;

　　一些礦區土地塌陷，在他的奔走下，整村喬遷，住進別墅……

　　在村民心里，王朝不僅是致富頭羊，也是桿“公平秤”。

　　和王朝共事多年的村干部高海林記得，2011年，村里征地，部分村民為多拿補償款，把原來的2畝自留地擅自擴大到兩三畝。老實本分的村民不干了，矛盾激發。

　　王朝的做法是，召開村民大會廣泛征求村民意見，果斷決定：凡更改自留地面積的村民，一律按實際面積給予補償。

　　“他辦事，公開、透明、公正、公平，大家都心服口服。這么多年來，村里沒發生過一起上訪告狀事件。”高海林說。

　　在村民心里，王朝也是兄長和保姆。

　　“王書記就是咱們村民的主心骨啊!現在我們家的日子舒心多啦!”王民眾曾是遠近聞名的困難戶。上世紀90年代初，因孩子多，生活條件差，一度大人吃不飽飯，孩子上不起學。

　　王朝看在眼里，記在心中，不僅資助財物，5個孩子中，他安排了3個就業，其中的三女兒就在村委會上班。

　　“為公為民38年如一日，有幾個人能做到?這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活樣本。”提到王朝，金山感慨不已。

　　有人說，王朝如果去經商或從政，不是億萬富翁就是高官。

　　不是沒有這樣的機會，2001年，一家煤礦想以50萬年薪聘請王朝做廠長，他回絕了。

　　利益面前，王朝選擇靠后站。后悔嗎?

　　“不后悔。大家的生計把我拴在這兒了，我能放下一個人去升官發財嗎?舍不下。”王朝說。

　　雖然淡泊了個人的名利，但對小村的前途，王朝雄心勃勃：帶領全村發起第二次創業。

　　眼下，一個個新項目帶著全村人的新希望奔走在路上：

　　投資1.2億元打造“煤海探秘”井下工業旅游;在煤矸石復墾區建設4000畝高標準現代化農田;在采煤沉陷區發展經濟林……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王朝充滿期待地說，“我有個愿望，希望未來人們提到烏蘭木倫時，不只是烏蘭木倫的富裕，還有烏蘭木倫的‘天藍、地綠、碧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