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歷史交匯點。值此之際，川陜蘇區紀念館特推出《百年如歌——我為黨送祝福》專輯，推出系列紅軍后代、革命后代、烈士后代及親屬錄制的微視頻，一起重溫革命歷史，緬懷革命先輩，用聲音和影像喚醒時代記憶，共同祝愿偉大的黨在新時代征程中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祝福偉大的祖國更加繁榮富強! 

老紅軍周光坦之女周冶陶

周冶陶，湖北紅安人，1947年10月生，法學碩士。陸一軍服兵役期間，任衛生員、護士、干事，曾被評為軍一級學毛著積極份子；武漢大學期間，曾任輔導員、教師，被評為優秀青年教師;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期間，歷任副科長、武漢檢察院檢察員、湖北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兼湖北省反貪局首任局長、湖北省檢察學校校長，曾下派仙桃市任市委副書記;省人大期間，歷任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省人大常委、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曾兼任湖北省青少年事務顧問團團長、湖北省婦聯常委、湖北省地方人大工作研究會會長、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會會長、武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兼任中國法學會立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會名譽會長、湖北省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婦女理論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大學法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武漢工程大學法商學院等多所高校的兼職教授等。

現任湖北省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會會長，組織創辦了紅軍精神研究專業委員會，組織挖掘、整理、研究紅軍史料，努力做好紅軍精神傳承工作。

2012年在互聯網上，發起創辦了一個純公益法律服務平臺--“居民調解網”，免費為公民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現旗下有900多位法律專業人士和我一起共同充當志愿者。

1990年以來出版著作（獨著或擔任主編）8部，在省部級以上刊物公開發表數十篇專業論文，創辦湖北省人大機關刊物并兼任主編10年。

周光坦，1900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黃安縣（現湖北紅安縣），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時任工會糾察隊小隊長。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黃安縣總工會組織委員。1930年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38團政委，后調任紅11師政治部主任，1932年隨紅四方面軍反圍剿突圍，西征入川。紅軍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后，周光坦調任中共川陜省委書記，后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兼政委。在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任紅軍總衛生部政委。紅軍長征抵到達保安縣（現志丹縣）后進入紅大（抗大）學習。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129師軍法處處長、129師衛生部政委、第18集團軍衛生部政委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太行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職。解放后歷任中原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長、最高人民檢察署中南分署副檢察長（主持工作）、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職。

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兼政委

周光坦1930年被鄂豫皖軍委分會調任入伍后，一直在紅軍作戰部隊從事思想政治工作，1932年隨紅四方面軍反圍剿突圍，西征入川。1932年1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抵達通江縣后，方面軍總指揮部根據形勢發展和戰事需要，決定以紅10師醫院為基礎，再從紅 11師醫院、紅73師醫院各調一部分醫務人員，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總醫院（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總醫院隨戰事多次在通江縣內遷徙輾轉，1934年2月，總醫院轉移至沙溪的王坪，直至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江。

1933年，周光坦調任中共川陜省委書記，與川陜省委組織部部長傅鐘、川陜省委宣傳部部長劉瑞龍等同志共事。期間舉行的中共川陜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曾致信紅軍彩病戰士。之后，周光坦由川陜省委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后兼任政委。

總醫院是紅四方面軍總部的直屬機關，編制相當于正軍級。由于川陜蘇區處于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難以建立完整的醫衛體系和穩定的醫療機構，因此，總醫院既要領導方面軍的醫療衛生工作，又要兼管全軍醫療機構的行政事務，是一個集醫、政、軍于一體的機構。總醫院設院長領導全面工作，由周光坦擔任。

總醫院管理委員會是紅四方面軍醫務系統的最高行政機構，由7人組成。

委員會主席是周光坦，秘書長是汪榮先，其余委員為張琴秋、蘇井觀、周吉安、丁世芳、陳銀山；常務委員為周光坦、張琴秋、周吉安。

總醫院下設政治部、醫務部、總務處三大部門，下轄七個分醫院及各軍醫院、師醫院、團衛生所。三大部門各下設若干科、股、室、校等。醫務部主要負責軍隊的醫療業務工作，指導下轄醫院的業務工作，普及醫藥衛生知識，培養醫護人員，其下設的醫護人員培訓學校（俗稱“紅色衛生學校”），學員最多時有400多人，一邊學習一邊看護照顧傷員。總務處負責總醫院的一切后勤工作以及各分醫院、方面軍各軍醫院的醫藥器械保障等。張琴秋任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周吉安任醫務部主任，丁世芳任中醫部主任，蘇井觀任衛生學校校長。

根據多位曾在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工作過的老紅軍回憶，周光坦特別尊重隨軍醫生（當時被稱作“醫官”）。周光坦在參加革命之前是篾匠，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入伍后一點一滴學文化，對知識分子一直很尊重；周光坦一生中受過兩次重傷，有一次是早年在戰場上被敵軍子彈射穿后腦，因救治及時才撿回一條命，深知軍隊醫務工作的重要性。在王坪總醫院時，周光坦一直把條件相對好的住房給經常做外科手術的醫官們居住，并為醫官們單獨開灶保證就餐營養。

總醫院醫務部下設西醫部、中醫部等部門，采用中醫、西醫兩法治療，盡最大可能救治傷病員。西醫部需要大量的西藥和醫療器械，但當時西醫西藥在中國應用歷史不久，藥品及醫療器械基本依賴進口，總醫院處于偏僻且經濟落后之地，敵人又嚴密封鎖，所需藥品只能靠前方繳獲或由白區地下黨冒生命危險采購少許，藥品奇缺成為了醫療工作的最大障礙。周光坦多次召開總醫院工作會議，強調醫療技術建設和自制醫療用品。中醫部的主要職能是充分發揮隨軍老中醫和本地老中醫之力，組建采藥隊收集中草藥并辦廠制藥，以中醫治療方法彌補西藥數量之不足。同時，還舉辦中醫研究班，組織中醫20余人邊工作邊組織學習，集體講課，共同提高，逐步擴大紅軍中的中醫隊伍。總醫院以醫治戰傷為主，不招收病號，并按軍隊編制，將傷號按傷勢輕重和職務高低編為不同的彩號連（傷兵連），分別是：輕傷連、重傷連、干部連、特別連、休養連，其中特別連是生命垂危的彩號，在醫療、護理、伙食方面特別優待，休養連則主要接收負傷致殘者和傷愈后需休養者。總醫院收治的傷病員數量龐大，通常在2000-4000人之間，戰爭激烈時每天收治傷員在二、三百人之間，當時編了3個團，每團1000多人。總醫院其它部門也都按軍隊編制，例如看護營約350人，下設1個男看護連和2個女看護連，擔架隊編制1個營，運輸隊編制1個營等。總醫院對傷員悉心治療照顧，幫助傷員盡早回歸戰斗部隊，保衛川陜紅色根據地。據當時在總醫院工作的通江縣老紅軍賀申回憶，周光坦院長嫉惡如仇，如果發現醫生護士對傷員態度不好，周光坦會批評和教育醫護人員，要求最大程度體諒傷員；另一方面，如果出現傷員動手打醫護人員，周光坦會帶著馬鞭到病房查房，很嚴肅地說：“參謀長，你罵人打人有沒有這回事？如果你再動手打護士，下次我帶警衛員打你鞭子。”

會師后的紅軍總衛生部政治委員

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3月28 日，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西進，于4月底完全撤離川陜革命根據地，向川西長征。是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不久，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總醫院（紅四方面軍總醫院）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衛生部（紅一方面軍總衛生部）合并為紅軍總衛生部，由中革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擔任紅軍總衛生部部長，由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兼政委周光坦擔任紅軍總衛生部政委。1935年6月，紅軍后勤組織機構只設總供給部和總衛生部；是年11月，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時，同時成立了中央軍委后方辦事處，周恩來兼任后方辦事處主任，統一負責后方的軍事、政治和后勤工作，當時的后勤保障部門有總供給部、總兵站部、總衛生部；直到1936年12月，軍委后方辦事處才改稱后方勤務部。

會師后的紅軍總衛生部由賀誠任部長，周光坦任政委，蘇井觀任醫政局長，陳志芳任保健局長，侯友成任醫政科長，王友德任材料科長，丁世芳任中醫科科長。1935年8月初，中革軍委在毛兒蓋擬定《夏洮戰役計劃》，部署紅一、紅四方面軍主力混合編隊，分兵繼續長征，紅軍總衛生部始終跟隨紅軍總部在左路軍。根據長征需要，紅軍總衛生部在行軍前進行突擊治療，盡量使大部分傷員歸隊，然后把不能出院的傷病員編為休養隊，由醫務人員陪護隨軍行動；同時，總衛生部精減人員并減少分院數量，將大量醫護人員分散到各作戰部隊，從醫務角度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應戰能力。

長征開始后，根據地的醫療環境變成了流動的戰爭環境，笨重的醫療設備和用品被迫扔掉，頻繁的戰斗導致藥品的大量消耗及一部分醫務人員傷亡，很難在長征路途中補充。總衛生部在行軍中根據環境變化，還不斷抽調人員充實到前方部隊，以增強前線部隊對傷病員的急救能力，適合戰時野外醫療工作。長征路上，總衛生部的醫務工作者們緊密團結，克服重重困難，沿路全力采集、收購中草藥，自制醫療用品，努力救死扶傷。據當時在紅軍總衛生部工作的侯政回憶，那時是長征過草地最艱苦的時候，又是一、四方面軍路線斗爭最激烈的時候，周光坦在總衛生部任政委，在把一、四方面軍醫務人員團結起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10月，紅軍總衛生部隨左路軍走出草地。在實現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后，賀誠赴延安，周光坦則進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毛澤東認為：“充實紅軍的給養與供給，組織聯絡前線與后方的軍事運輸，組織軍事的衛生治療，同是對于革命戰爭有決定意義的事業。”應該說，紅軍的醫療衛生工作正是緊緊圍繞這一主題開展。誠如吳之理撰文所指出， 土地革命時期由于有賀誠、傅連璋、王斌等一大批醫衛人才投身革命，有力地促進了我軍衛生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并在紅軍戰斗部隊中逐步建立了連有衛生員、營有衛生所、團有衛生隊、師軍有衛生部和兵站醫院、后方醫院的衛勤保障體制，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使大批傷病員得到了有效救治，為紅軍的發展壯大做出了突出貢獻。

八路軍（第 18 集團軍）129 師

衛生部政治委員

1937年8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中央軍委后方勤務部精減為衛生部、副官處、供給部，均隸屬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而前線的后勤保障工作主要由八路軍前方總部負責，下設供給部、衛生部、兵站部。1939年6月，中央軍委成立后勤部；1944年8月，中央軍委后勤部撤銷了下轄的工作機構，其保障任務轉由第18集團軍統一負責；到1945年11月，中央軍委后勤部改稱總后勤部。8年抗戰期間，周光坦大部分時間都在八路軍（第18集團軍）129師衛生部工作。1937年8月，周光坦從紅大（抗大）二期結業，后調任129師軍法處處長，1938年3月調任129師衛生部政治委員。錢忠信時任八路軍129師軍醫處處長（衛生部部長），周光坦開始了與錢信忠的長期合作。

129師衛生部機構有政治處、醫政科、手術隊，最初只有1個野戰醫療所， 僅5個團有衛生隊。在周光坦調任衛生部前，衛生部一個管理排長剛剛因貪污600多元被移送軍法處，衛生部面臨醫務人才少、工作人員少、缺乏藥品等困難。周光坦剛到衛生部不久，即發生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的“九路圍攻”，野戰醫院傷病號大幅增加，衛生部醫務人員奇缺。周光坦為成立新的野戰醫療所向上級要人，久等無結果，周光坦向政治部主任彭學貴表示希望在傷員出院時能留下一些前方人員。彭學貴答復說，暫時性的輪流調換當然是可能的。周光坦按照這個原則，暫留康復中的傷員，以滿足基本醫療需要。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思卿回憶周光坦親口講述的一個故事：當時周光坦和錢信鐘在129師衛生部搭班子，錢信鐘是衛生部部長，周光坦是政委。那時條件很艱苦，錢信鐘同志對醫生、衛生員說：傷員的體質都比較弱，要想辦法買維他命之類的東西。周光坦說：什么唯他是保命啊，要想買到，第一要有錢，第二要到敵占區才能買得到，有風險；不如買點老母雞，殺后煨雞湯給傷員喝，戰士體質就加強了。張思卿談到這一段時感慨道：周老沒文化，但他這個人特別實事求是。

從1938年開始，129師衛生部多次舉辦培養戰地醫生的訓練隊。1938年8月前，129師衛生部在山西省遼縣（現左權縣）馬廄舉辦了第一屆醫生訓練隊。

1939年5月，129師衛生部舉辦了第二期醫生訓練隊，教職員為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副部長朱璉、政治委員周光坦、副主任肖德明、醫務科長詹少聯、組織股長馬琮璜、教育股長×思林等。

1941年4月，周光坦進入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

1940年12月，八路軍總部野戰衛生部與 129師衛生部合并，仍稱野戰衛生部，錢信忠任部長。1942年4月，周光坦回到第18集團軍野戰衛生部，再次擔任政治委員，直到 1945年2月接第18集團軍野戰政治部的命令后調離野戰衛生部。

解放戰爭期間，周光坦一直在太行軍區政治部工作，歷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3月，周光坦代表太行軍區政治部，出席了太行軍區衛生部黨員代表大會。之后不久，周光坦南下武漢，從此一直在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