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生新聞人,以筆作槍,家國天下,為情懷;
半生為學者,執教講臺,開創研究,是責任。
黃邦和(1920—),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退休教授,國內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經歷過上世紀前半葉思潮激蕩、戰亂不斷年代的他,亦曾是以筆作槍、針砭時弊、鼓舞國人抗戰的新聞工作者。建國后,國運跌宕,他和眾多剛直的知識分子一樣經歷過磨難。改革開放初期,他率先在湖北大學創立“巴西史研究室”,開啟了中國研究巴西史、拉美史之先河。他曾參與創立中國第一個拉美史研究民間學術團體——“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組織編纂了中國第一份《巴西史資料》,為湖北大學爭取到了首批碩士授予點之一的拉美史碩士點,培養了文革后中國第一批拉美史碩士生,其中許多已成長為當前中國拉美史學界的中堅力量。
新聞人生:青年有為,熱血救國
1940年,校名取義為“大中至正”的國立中正大學在抗戰后方江西泰和縣創建。黃邦和作為第一屆學生就讀于該校中文系。時值抗日戰爭進入多方勢力并存的戰略相持階段,大學給思想活躍、心系家國民族的有志青年提供了活動空間。風華正茂的黃邦和在大學期間放眼天下、關照家國,經常在報刊上發表針砭時弊的文章,并和校友們創辦、主編了《正大青年》月刊。因強烈的愛國傾向、激烈的言辭和在學生運動中的激進表現,他在大三時被學校勒令退學。
恰巧《大剛報》在招聘,也因為生活急需開銷,黃邦和便報名同400多個應聘者一起參加考試,最終僅他一人脫穎而出,成為報社的一名校對編輯。但他內心始終希望把大學讀完,時任主編也很支持,于是他考取了中山大學政治系,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學習。其間又幾經波折尋找到因戰亂失散多年的愛人施亞光,兩人便同到《大剛報》工作。憑借對新聞的敏銳度、針砭時弊的態度和出色的業績,黃邦和從校對開始,當記者、做編輯直至副總編。
1944年6月,日寇為了全面打通湘桂、粵漢兩條鐵路線,大舉揮兵南進,幾天之內連陷長沙、株洲、湘潭,逼近衡陽。黃邦和同《大剛報》人一起拆卸機器,揮淚西去,經過湘桂路上的顛沛流離,于7月10日在柳州復刊。報社一連發表《當前戰局檢討》之一至八篇,評論戰局,鼓舞士氣,并與郭沫若的演劇四隊、九隊以及田漢的新中國劇社等一起,發動了大規模的“國旗獻金運動”,一日之內募集到739萬元現金及珠寶實物等,當天就購買了實物分寄至抗日部隊。當衡陽保衛戰慘烈進行之時,7月18日,《大剛報》將刊有《致敬衡陽》和《北望衡陽》專文的報紙加印300份空投給衡陽守軍,以鼓舞士氣。但8月9日衡陽還是淪陷了,日軍幾乎未受阻擋地一路奔襲桂林,柳州形勢大變,民眾倉皇逃難。夾雜在被轟炸、饑餓和時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千萬難民中,黃邦和與大剛報編輯部、經理部的人員保護著機器設備,從柳州向貴陽艱難遷徙。一路上人力推車,歷經全部財物被盜、被潰逃散兵毆打……風餐露宿多日之后,終于到達貴陽。未做休息調整,《大剛報》就在貴陽復刊。著名報人、國際問題評論家金仲華在復刊號上寫道:“在幾年來西南戰局發展中,《大剛報》是我最欽佩的新聞事業中的一個。像一支堅強的軍隊,在艱苦的戰斗中轉進。”《大剛報》以一篇篇社論、消息、通訊、雜文、詩歌,痛陳時局、傳遞信息、代言民心,受到民眾歡迎。此外,黃邦和作為采訪部主任,和社長毛健吾一起邀請了著名劇作家、藝術教育家熊佛西主持副刊,逐漸開辟了宣傳抗戰和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一方重要陣地。
在湘桂線大撤退的流民隊伍中,有許多堅持抗敵的知名文化人。為救助這些文化精英,由田漢和熊佛西出面,以《大剛報》為支柱,黃邦和與歐陽柏等人具體操辦,臨時成立了“文化人救濟委員會”,舉行義賣和募捐籌款。第一批救助人員就有70余人。不久,成立“西南文化墾殖團”(簡稱文墾團),由田漢和熊佛西分別擔任正副團長,黃邦和擔任秘書長。文墾團成員們充分發揮各自的才智與特長,以學術報告、寫作、繪畫、歌唱、演劇為武器,為抗戰竭盡心力。
抗戰勝利后,黃邦和調任《大剛報》上海辦事處主任,以社長名義申辦了實為地下黨領導的革命刊物——《文萃》雜志。期間,他曾在廬山停留,對蔣介石政治集團的一系列活動進行了相關報道,見證了“重慶談判”的不少細節,采訪了國共和談及馬歇爾九上廬山“斡旋”的全過程等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于1947年就此出版了兩本通訊特寫集。1947年,國共談判破裂,《文萃》雜志被查封,黃邦和逃離上海來到武漢,參與主持《大剛報》武漢版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他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中共江漢軍區鄂中分區在武漢的地下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刺探情報、組織起義、護廠護城,為迎接解放做出了貢獻。
1952年,武漢《大剛報》并入《長江日報》。黃邦和先后擔任編委、總編室主任、編輯部主任、國際部主任等職。
拉美研究:挑擔子,鉆進去,深愛之
1962年,黃邦和奉調至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當時隸屬于武漢市)擔任教師。武漢師范學院當時正在建立歷史系,黃邦和所長雖不在歷史專業,但被分至歷史系從事歷史研究后,沒有任何異議,一頭扎進去學習鉆研。
黃邦和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拉美史研究、尤其是巴西史研究是我國歷史學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于是結合我國國情,頗有遠見地提出,要研究對當時中國發展可資借鑒的巴西現代化。中國是東半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有諸多共性,可以相互借鑒、學習。而且,巴西步入現代化航道要比中國早100多年,中國要謀求發展,既要向發達國家學習,也要向發展中國家學習。黃邦和前瞻性地將憂國與學術相結合,一如當年一樣,不論從事什么職業,都為國家的繁榮發展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久,黃邦和作為武漢師范學院代表,參加了湖北省世界史學會的會議,并針對研究巴西史方向進行了發言,獲得了現場學者們的肯定和稱贊。巴西史研究項目得到教育部的重視,獲得專項經費,學校獲得幫助成立了“巴西史研究室”。為培養后繼青年學子,他在武漢師范學院建立了中國首批拉美史碩士點之一。此后,研究巴西史、拉美史方向的人才隊伍也從黃邦和1人,逐漸擴大到4人、8人、14人,這其中就有他用心培養的后繼青年弟子。
黃邦和在“巴西史研究室”的基礎上,又在國內首先聯合其他拉美研究學者、機構一起,共同創設了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先后擔任了研究會秘書長、副理事長的職務,主持研究會秘書處的工作。作為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黃邦和多年來奮戰在拉美史教學、科研的第一線。在他的帶領下,巴西史研究室的工作最終在全國乃至國際上得到了承認和肯定。
搜集、整理資料是研究的前提。在那個缺乏與拉美史研究相關文獻的時期,黃邦和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巴西史及拉美史方面的資料,并網羅一批人才,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結合的研究梯隊。如在學校的支持下,本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則,引入了多名掌握俄語、西語或葡語等語言,同時又具備一定研究能力的人才,翻譯了大量的國外著作,加強了拉美史研究方面的力量。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鎮強副教授,就是在上世紀70年代被黃邦和發掘后,幾經周折調入當時的武漢師范學院,他從事世界史領域的教學和科研,同時亦參與拉美史巴西史的研究工作。在網羅人才的基礎上,黃邦和與他組建的團隊一起細致地進行資料的整理、分類,匯編了《拉丁美洲全國研究書目》,創辦和主編了《拉美史研究通訊》,首次在國內出版了《巴西史資料叢刊》,開啟了國內巴西史研究的先河。黃邦和及其團隊在巴西史領域的開創性研究以及所進行的資料搜集、整理等基礎性工作,為后來的研究者們進行巴西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基礎。
黃邦和對拉美史的研究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重視與肯定。1986年,他參加了中國學者代表團,應邀到美國講學。他醉心研究,筆耕不輟,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重要核心刊物以及其他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有關巴西史以及拉美史研究的論文,并出版了《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哥倫布以來東西半球會合的世界影響》一書,該書匯集了中國學者多年來關于哥倫布劃時代航行、東西兩半球匯合的世界影響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我國學者多年來研究成果的結晶,大體上反映了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也為“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黃邦和通過巴西史及拉美史的研究,一直思考未來中國該如何前行與發展。除此類學術著作外,他還與人合編了《大剛報史》、《中外歷史名人辭典》、《中外關系史辭典》、《中外歷史簡明辭典》等著作。此外,他還曾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世界歷史卷拉美史的編委。
顧家育人:慈愛“人父”,柔情人夫
黃邦和不僅醉心學術研究,對子女和學生的教育也很用心。或許正是受此影響,其后輩們全都進入了教育領域工作。黃邦和對學生的關心和細致不止于學業,在生活中,他也給予了慈父般的關懷。在平時的生活中,他留意到一些家庭比較貧困的學生,就會盡力資助他們一些基本的生活費,讓學生安心把書讀完。那時他帶的研究生比較少,經常會在家里給他們上課,下課后就會留下他們一起吃飯,時常親自下廚,把學生當作家人一樣對待。他帶的研究生有不少在畢業時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每當有學生談戀愛后,他會讓學生把對象帶給他看看,就像父親對子女的終身大事把關一樣認真。學生畢業找工作時,他會利用自己的人脈,盡力提供幫助。1990年,70歲的黃邦和正式離開教學工作崗位,但學生有問題時還時常找他求教。在之前帶過的研究生里,還有人會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寄回來請他點評。諸如此類的學生求教,黃邦和都會認真仔細、逐字逐句地審讀,并給出意見建議。
黃邦和的夫人施亞光是上個世紀典型的知識分子,雖為女兒身,但一樣參加革命,奔走前線,撰稿寫文,巾幗不遜須眉。她從骨子里帶出來的那種南方姑娘的溫柔安靜和從小作為大家閨秀培養出的知識文化、琴棋書畫的素養深深吸引著黃邦和。兩人自中正大學相識,攜手相伴數十年,感情極深。這中間雖然經歷了時代變遷帶來的種種苦難:戰爭將彼此分開,文革受盡磨難,但兩人的真情從未動搖、愈久彌堅。婚后的歲月里,黃邦和對妻子百般呵護,盡量不讓妻子做家務。閑暇時,施亞光會讀書、畫畫,或是和學校里其他老教授的太太們一起打麻將,輸了的就賦詩一首。
晚年怡情:筆耕不輟,研習不已
“活到老、學到老”可謂黃邦和一生的真實寫照。他興趣愛好廣泛,喜歡涉獵各領域的知識。家中有一個擺滿書架的書房,收藏著各方面科學典籍、文獻資料以及文學著作等,這些書他都翻閱或精讀過。當兒孫們問及藏書方面的問題時,黃邦和總能憑借驚人的記憶力說出“什么書在什么書架”,準確指出在書架的第幾排哪個位置甚至具體到某個章節。
即便是步入九十歲高齡,黃邦和依然精神矍鑠、聲音洪亮,談吐思維甚為清楚。他每天要花上六個小時讀書、看報,關心國家大事不減當年。建國六十周年前夕,他還寫下一篇五千多字回憶參加開國大典采訪的文章,發表在全國政協主辦的雜志《縱橫》上。如今家中仍留存有許多他退休后所撰、但未發表的論文手稿。這些手稿大體分成三大部分,一部分是關于抗戰的,一部分是關于新聞的,還有一部分是有關教學科研的,其中不少頗有價值。黃邦和有時會慨嘆這些未發表的論文如何處置,又苦于自己年事已高,沒有足夠的精力進行整理歸類。他交代子女說:“等我百年之后把這些東西都捐出去,給需要的人做資料參考吧。”
由于年齡和身體原因,黃邦和這兩年漸漸地不再寫文章,但是讀書看報的習慣一直未變。他十分愛看報紙,前些年精力尚充沛時,家里征訂報紙多達十余份,他都會細致閱讀,即使是“小豆腐塊”的內容都會看。有時候發現了報紙上的錯別字或是錯誤的標點符號,他還會致電報社去糾錯。現在黃邦和更關注國家時事政治方面的內容,有時候也會查看網絡信息,了解來自各方不同的聲音,也會對不同的觀點發表自己的意見。有時激動起來,子女們擔心他的身體,總會提醒他只看文章,少說話。現在躺在病床上的黃邦和,剪刀都快拿不動了,還是會說:“別動報紙啊,我看完還要剪報。”
2001年,81歲的黃邦和曾因心臟病突發在死亡線上掙扎過一回。好在武漢亞洲心臟醫院為他成功搭了四根橋。以如此高齡取得手術成功在國內也是首例。術前,他說不管成不成功,都可以給醫生們在心臟手術方面積累更多經驗,并和妻子一起簽署了遺體捐獻協議,希望自己去世后還能為中國的醫學教育做一點貢獻。
九十七年風雨兼程,雖歷經坎坷,但黃邦和堅守從未動搖,無論是做針砭時弊、見證歷史的新聞人,還是做拉美研究、教書育人的學者教授,均如此。黃邦和近一個世紀里的見證與經歷,仿佛就是整個時代的縮影,也是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當把他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長河中時,他無愧于心,無愧于歷史。如今百歲可期之際,他的人生狀態一如蘇東坡在《定風波》中所表達的淡然:“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我們親耳聆聽了黃老講述當年武漢師范學院在拉美史研究領域人才匯聚和創造過的輝煌,既是一次“湖大故事”的挖掘過程,又是我們幾位同學一次寶貴的教育實踐體驗,我們收獲、感悟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