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委會研究生代表選舉近日曝出“賄選”疑云，競逐連任的大陸生朱科因在微信群發80元紅包“答謝”支持者被競爭對手巫堃泰投訴涉嫌賄賂，盡管校委會目前以“金額微不足道”為由裁定投訴不成立，但仍然遭致許多港生不滿，同時也在華人圈引發爭議。縱觀該事件，朱科喊冤主要認為微信發紅包已成大陸人流行文化，而巫堃泰則認為這與文化無關，就算只是一毛錢，只要涉及利益，就是賄選。對于民主選舉，陸港兩地民眾在法律思維、認識方面有很大落差，相比大陸民眾對身邊“小事”的疏忽性，港人對腐敗的容忍閾值明顯要低得多。

　　事發后，朱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矛盾關鍵點在于陸港文化差異，從未有任何賄選意圖。但正是這“文化”一說，成為許多港生反擊的焦點。確實，在大陸法治建設方興未艾之時，普通民眾依舊拿著“文化習慣”的借口，保持著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對法治地“漠視”。

　　對于賄選，在大陸，更具典型意義的案件往往發生在基層。許多鄉鎮、村委換屆選舉依舊彌漫著“賄選”氣息，除了向競爭對手行賄“勸退”，更多是向選民送禮拉攏，一點小恩小惠就足可讓整個選舉過程變得烏煙瘴氣.。

　　正如朱科談到大陸文化，基層賄選確實與中國人際文化相關。賄選的出現或許因為：村民的整體知識文化層次不足以滿足直接選舉需要的條件，為“賄選”提供了空間；強烈的宗族意識環境下，競選人利用宗族之間的私人關系進行“情感”賄賂等。當基層選舉嵌入在民眾相互之間的私人關系網絡中的時，很多選民為了情意的維系從而會接受候選人的“禮物”。

　　而朱科眼中的“微信群”何嘗不是一個人情小社會，大家或者是校友、同學，即使只有一面之緣，也有人情交際在。當80元的紅包被分發出去，再被接受以后，中間的利益交換就產生了，所以客觀來說，確有“賄選”嫌疑，只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賄選形式不同，平臺有變而已。

　　傳統文化是維系一個民族發展的凝聚動力，但在出現更加文明的管理制度時，許多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勢必應當有所讓位，權衡發展。選舉制度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的進步體現，若再拿文化當借口，不分優劣和場合，這樣的理由確實陳舊且單薄了些。

　　賄選與法律

　　大陸人易對身邊“小”賄選不以為意

　　除了文化因素，基層賄選的層出不窮更與選舉、被選舉人法律意識不足、政府監管不力相關。

　　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頒布于1979年7月4日，后經6次修改。該法第五十七條明確規定，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賄賂選民或者代表，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違反治安管理規定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選舉法并未對賄選案制約有大小之分，但民眾法律重視程度明顯有別。

　　近年來最受關注的案件當屬遼寧“天字一號”賄選案，454名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涉案人員之多、之惡劣引全民聲討。

　　但對于基層賄選，人們似乎往往不以為意。對于許多基層官員來說，他們可能認為，給鄉親們送點禮，搭個交情，求個選票不算什么大事；而普通村民可能也會想，選誰似乎都一樣，能獲點蠅頭小利當然更好。殊不知，他們的“無知”已經觸犯了法律底線。

　　中國當前推行的反腐行動讓一大批高官落馬，民眾拍手喊快，但就身邊的賄選“小事”，其實不只是民眾認識不足，政府的監管力度也有待加強。

　　例如，2010年，浙江省鄞州區鄞江鎮蓉峰村村主任換屆選舉剛一落幕，就曾引發一場賄選風波。當時有數十名村民簽字，向上級部門舉報：勝出的候選人以每票100元、請客吃飯等方式拉票。但鎮黨委在調查后并未對案件給予認定，認為最多只能算拉票，且任命已定，不予更改。

　　而就朱科被投訴賄選一事來看，更可謂是基層中的“基層”，事情雖小卻也頗具代表意義，更何況是在法制環境完全不一樣的香港特區，應被重視，而非繼續保持大陸文化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態度。

　　陸港的差異

　　兩地對賄選的容忍度落差大

　　此次事件中，朱科將微信發紅包當成大陸社會新晉的一種新型娛樂文化，聽起來似乎無可厚非，也定會有許多人因此為其喊冤。但對于巫堃泰來說，這樣的娛樂文化似乎并不適用于一項正式正規的校委會選舉。這關鍵在于，陸港民眾在法律思維、認識方面的較大落差。

　　香港方面，在賄選方面主要包括《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防止賄賂條例》兩部法律，主要針對香港公職人員。此案中，港大之所以裁定投訴無效，有一個重要難點在于這起針對學校機構的“賄選”事件并不適用于上述法律，朱科給支持者發微信紅包一案在香港法律中幾乎找不到具體罪行。

　　但就整個香港選舉制度發展程度而言，全民的選舉理念基本已形成一致，港人對賄選的容忍閾值明顯要低得多。例如在2015年議會換屆選舉前，多名反對派參選人相繼被媒體揭穿曾以聚餐或派禮物等手法籠絡選民，涉嫌賄選，而所謂的禮物，其實只是20多箱瑞士朱古力。法律人士指其行為已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在香港的當前的法治環境下，朱科的行為無疑不能被港生們輕易放過。今年9月是香港立法會選舉，明年3月底又是第五屆香港特區最高行政長官選舉，接二連三的選舉，以及廉政公署等機構不斷強化的預防賄選宣傳，使得港人對賄選有著自然的機警和敏感，朱科在此時期將內地的“微信紅包文化”帶入香港校園，導致原本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不斷被放大。這也成為造成此次風波的客觀原因。

　　當然，此事件目前可能越來越多地被綁架成為政治對抗，暫且不談。但陸港兩地學生群體對待類似事件的態度的背后，反映出的更是兩地不只在政商領域，甚至是全領域對待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及認知的敏感度之間差距的懸殊。

　　十八大以來，大陸反腐風潮盛行，可就港大這一“小小”事件所映射出的內地群體對待反腐的認知思維落差，說明我們還要做地更多。打虎治標，提振民心、全民覺醒才是治本。陸人、港人雖處不同政治體制和文化模式，但這絕不能成為我們為開脫小額腐敗行為找的借口，腐敗沒有借口理由、沒有情有可原、更沒有量大與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