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農歷的這個月是傳說中的“猴年馬月”，果然進入馬月很多事情都快起來了，比如最近多個重量級案件的涉案人員密集宣判，在這個疾風迅雷的盛夏時節，傳達出某種節奏感。其中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云南原省委書記白恩培，可算得上其中之一。他以被控貪污受賄2.5億元，創下了十八大以來，官方所公布的省部級以上官員貪腐金額的最高紀錄。更被媒體提煉為“受賄金額是周永康的1.9倍”，不知道白恩培獨占“兩億元俱樂部”的時間能維持多久，畢竟反腐仍在進行，還有什么“驚喜”誰都不好說。

　　有人給白恩培算了一筆賬，按照法院指控的涉案時間，他13年來平均每天受賄5萬多元，相當于很多人一年的收入，真可謂日進斗金。這海量數字背后的“功勞”，有白恩培的一半，也有他妻子張慧清的一半。據披露，張慧清原本是青海省一家招待所的服務員，白恩培從青海省委書記調任云南省委書記后，張慧清不久就成為云南電網公司黨組書記，實現了從服務員到正廳級干部脫胎換骨式的飛躍，簡直要上天，和太陽肩并肩。在法院的指控中，特別強調白恩培直接或通過其妻收受賄賂。在他任職云南期間，各路商人紛紛走“夫人路線”。為便于洗錢，張慧清還以表弟的名義開設了十多個皮包公司，結成了“腐敗共同體”。

　　梳理一下白恩培的從政經歷，可以發現他和落馬的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擔任過青海省委書記，從一線卸任后，在全國人大、政協任上落馬，其主要犯罪經歷都發生在退居二線前的任期內。而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兩人的落馬都有夫人的“一臂之力”。甚至兩人的自我反省都有同工之妙。蘇榮在法庭上說“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白恩培則在“懺悔錄”中寫道：“我在前邊辦事，她在后邊收錢。有時還有意創造條件讓她打著我的旗號去搞權錢交易、接受賄賂。”

　　其實不管是“夫人路線”、“公子路線”，還是秘書司機路線，本質上都是權力的溢出。溢出效應本來是指技術或者經濟活動超越其本身，對外部帶來影響。當權力的威力溢出后，即使本不掌握權力的人，只因圍繞在權力周邊，就有機會蒙蔭謀利。要杜絕這種效應的泛濫，除了要約束權力本身外，還應該使權力的邊際清晰可控。讓官員個人及親屬的財產、職業情況對社會公開透明，不失為一種可以參考的制度構想。腐敗治理體系成熟的國家，多數有例可循。

　　說到白恩培與蘇榮貪腐軌跡的重合，也并不是他們之間有著什么孽緣，其實這些落馬高官身上總是能看到一些共性。比如白恩培在云南省委書記任上，遭到了大量舉報，其中就包括副部級退休官員楊維駿，對此白恩培成立專案組予以調查打壓，一名處長獲刑十年。2003年被開除黨籍的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將調查其秘書貪腐線索的省紀委書記劉善祥安排病休。這顯示了省委書記在自己權力半徑內難以制衡的地位。此外，根據已經公布的貪腐事實，這些落馬的省委書記在官商勾結、賣官鬻爵方面的套路常常很相似。面對同一個監督的漏洞，他們鉆漏洞的身段自然會一樣的柔軟和妖氣。

　　中國的省委書記所管轄的人口和經濟總量，經常超過歐洲一個或幾個國家，媒體用“地方諸侯”來形容他們在中央和基層之間的微妙關系。如何做到放權與監督的平衡，其實是一件很考驗政治智慧的事。據說清朝后期腐敗不可收拾，很大原因是行政權和檢察權的融合，一省的巡撫常常兼任都察院副都御使，官僚體制自己監督自己，結果會怎么樣大家都明白。十八屆三中全會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將各級紀委書記的提名考察收緊到上級紀委，其實就是對同級監督的有效遏制。

　　白恩培和蘇榮的案例中，省委書記的腐敗不但會帶來當地官場生態的大面積潰爛，也造成一省經濟連續多年的倒退。所以堵住漏洞，建立起對省委書記這一“關鍵少數”群體的約束機制就顯得意義重大。十八大以來，蘇榮、白恩培、王珉、周本順，這些前任或現任省委書記的落馬，勢必將引發對現有體制漏洞的反思和彌補。反腐還在進行時，讓子彈先飛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