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8日，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被任命為2016年第15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總監，同時負責展覽策劃。而隨著展覽開幕臨近，他的角色似乎又慢慢變成了單純的策展人。盡管可能只是一種文字游戲或者程式化的命名方式，總監和策展人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與策展相反，這屆雙年展是在總監指導下完成的 。這是一次給出明確導向后再回溯式地尋找對應主題的雙年展，目的在于給出范例，而非生產內容——與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負責并策劃的上屆建筑雙年展完全不同。此次展覽為全球建筑師事先分配好了角色，讓他們帶過來顯而易見的證據，以支持展覽主題—“前線報告” 。說它不是一屆策展而成的雙年展，因為展覽主題和參展項目的選擇都是為了展示某個宣言，而不是制造宣言。正如本文結論部分所述，今年的雙年展提交了一份天真的，或 “民間政治”式的“解決方案主義”(solutionism)答卷，不僅回避了建筑生產的復雜性，甚至維持了建筑必須生產高品質完成品的保守命題。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宣言中不乏修辭。主題海報上，德國考古學家瑪麗亞·賴歇(Maria Reiche)正站在梯子上研究納斯卡巨畫。這一略顯勉強的隱喻暗示了視野和距離是建筑師獨有的兩種特質，也無意中與阿拉維納提案里包含的特權立場不謀而合：此處的化身是攝影師和觀察者。然而，建筑和納斯卡巨畫不同，并不是難解的古代作品，也無需特權人士闡釋。相反，它是一個始終與不穩定的現實互相交織的復雜場域，涉及范圍遠遠不只高品質的產品。阿拉維納在策展宣言中承認建筑需要回應的挑戰復雜而多樣，但卻未能說明建筑自身就已經是復雜性的一部分。這份宣言顯然忘記了，還有很多因素也屬于策展人試圖回應的復雜挑戰：設計過程和勞動力、材料、建設、使用、維護、業主、造價、美學、地點和動機等等 。

　　策展宣言用復數人稱代詞“我們”寫就，但最后署名的只有阿拉維納自己，我們也無從得知這個“我們”背后還有哪些人。也許特權立場總是伴隨這樣的壞習慣：用一個聲音代表所有人。宣言提出，所有在“現場”的人都需要傾聽來自“前線”的聲音，傾聽那些從“物資貧乏，嚴格限制，時間不足等經常導致我們在品質上功虧一簣的緊迫環境”發回的報告。在又一次強調了“品質”之后，阿拉維納繼續列舉了“前線”惡劣環境的若干元兇—“資本的貪婪和急迫，官僚的一意孤行和保守主義”。言下之意也就是，作為美學產品的建筑錯誤地被“外部力量”影響了，而它的任務便是要在一個大部分房子都不是建筑師設計的世界里去控制建筑的設計和構造。

　　今年的雙年展并未強制要求參展方按策展主題“答題”。(上一屆，庫哈斯提前一年給各個國家館強加了研究任務。)但許多國家館反而努力試圖對阿拉維納的宣言做出回應，同時也因為宣言的開放性，每個場館的“報告前線”都各不相同。這些“前線”包括：農村、邊境、科技成果、住房危機、維和行動、避難所、規劃條款、洞穴空間、經濟等等。有的場館則既沒有從前線報告，也沒有回應策展宣言，比如美國館的項目在阿拉維納被任命為總監之前就已經開始實施，所以它有自己的議題(該館展示了12個建筑師團隊在美國底特律給四個不同的場地設計的新項目)。

　　某些場館則采用了“前線報告”的字面意思，比如荷蘭館的“藍色”項目就直接從西非馬里加奧的聯合國特派團發回了報告。該研究考察了維和行動的建筑，并為其提出了替代方案，試圖從物資調配中尋找新的機會，并討論維和行動之后能給當地留下什么。館內展示了避難所和占領地的日常用品，以及如何通過技術延長它們的壽命，以轉化成新的定居點。

　　奧地利館和德國館都展示了和“難民危機”有關的作品，針對的主要是近年來歐洲的敘利亞移民大潮。德國館展覽名為“鑄造家園—德國，目的地”，記錄了該國為接受歐洲最大數量的難民所采取的措施。作為人員控制的象征，展廳的一面墻壁被非常暴力地打穿。奧地利館的“人民之地”把雙年展的預算花在了為本國接受難民的房屋改建和臨時建筑設計上。展館用大幅照片講述了該項目實施過程中的人和事，此外還展出了大量媒體對該項目以及相關工作坊的新聞報道。兩個國家館都用一種非常直白的方式從人員與領土爭端的發生地發回了“前線報告”。奇怪的是，兩份報告都對自己國家移民政策中兩極分化的事實只字不提，比如奧地利選民就剛剛廢止了一次獨立/綠黨代表贏過極右民粹候選人的選舉 。英國脫歐后的整體氛圍會讓2016年10月2日奧地利總統選舉的重新投票變成一個更加不好應對的“報告”現場 。于是，像德國考古學家瑪麗亞·賴歇那樣，站在梯子頂端的特權視角向外觀察陌生的他者，似乎就比向內反省自己腳下這片充滿爭議的土地更顯適宜了。

　　反觀自己腳下這片土地的展館也不是沒有。英國館的項目“家庭經濟”就通過觀察英國家庭環境變化，探討了“家”這個充滿爭議的場所。策展人要求設計師們按照小時、天、月、年和十年的時間單位，對“家庭經濟”(也許是呼應家庭的希臘語詞源oikos本來所包含的經濟管理之義)提供1:1的回應——而不是解決方案。場館著眼于當代英國社會生活模式的變化，以及共享經濟等新概念可能為其帶來的重構，就像展墻上的文字：“身無分文，共享一切。”

　　軍械庫和綠園城堡的主展區展出了許多真實尺寸的建筑大樣或者建造技術、圖紙、模型和影像。此外還有一些調研項目沒有關注如何用房子的形式“成功”展示高質量建筑成果，而是將目光對準了如何通過建筑的潛力、工具和資源去構建替代性實踐模式以及理解該領域與世界之間的關聯。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項目來自以倫敦為據點的研究機構—“司法建筑” (Forensic Architecture)。這個在建筑、數碼科技和人權三者交叉點上工作的組織此次展出的作品內容包括：地圖、新聞影像片段、3D動畫和圖紙，但這些材料都不是用來展現一座新建筑，而是主要用來重建過去的事件。“司法建筑”的作品通過重現大多發生在中東地區的無人機、導彈或其他襲擊的地理位置和空間來呈現證據。他們使用3D建模、航拍和地圖甄別襲擊的來源。此次雙年展上的作品便展示了美軍在巴基斯坦某市區的一次傷及平民的無人機空襲行動。“司法建筑”每次調查得到的文獻都可以成為證據，用于國際犯罪法庭和聯合國大會中的人權控訴。

　　中國建筑師劉家琨在綠園城堡二層展示的項目“西村大院”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西村大院”是一個已經落成的復雜都市街區，在此次雙年展上以沉浸式模型展示，并通過虛擬入住的方式再現了該區對成都都市環境產生的影響。西村大院項目容納的功能高度混合：從運動場到商店，再到文化設施以及傳統的公共空間，所有細節都經過仔細設計，旨在從本地資源中汲取營養。作為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代表中國的諸多項目之一，“西村大院”是一個頗為清麗脫俗的成果——尤其是聯想到國際建筑媒體上常見的中國形象：各式各樣自我中心的繁復建筑表明中國只是一個形式狂的游樂場。

　　另一個中國代表是已經世界知名的業余建筑工作室，其作品在雙年展最大的展場—軍械庫展出，內容是工作室在杭州富陽一個項目的材料取樣。與利用最新的建造技術創作“新”項目相反，業余工作室以舊瓦片、石頭和其他當地原料為基礎的材料拼貼策略旨在向當地村落的建造技術和材料學習，以此在過去的傳統與未來之間搭建起連續性的橋梁—但同時也生產出一個當代的成果。該項目代表了本屆雙年展上某一種對阿拉維納策展宣言的回應方式：比起無人知曉的實驗性未來，本土材料、本土技術、高水準的工藝更加重要。

　　就像很多人指出的，土坯、泥、磚、竹子和木頭在這屆雙年展隨處可見。它們有的代表了真正的本土實踐，有的則只是歐洲白人在蠻族疆域征服異國技術的象征，后一種情況下，歐洲本土內在的復雜性并不會因此煙消云散。此次展覽的關鍵詞似乎可以總結如下：不穩定的建造環境、有機材料、本土技術、良好的意愿以及代表美與高品質的象征性樂觀建筑。阿拉維納希望建筑能夠更靠近其所處的爭端地帶和沖突領域，卻不愿放棄一個固有范式：建筑學的目標是制造合理又優質的房子。

　　我并不是說建筑生產應當忽略質量。只不過，如果真的想與塑造這一學科的種種力量做斗爭，那么我們必須重新考量這個被稱為建筑的學科。與阿拉維納聲稱的“回應”相反，建筑需要清晰地發聲，也要明確其在不溫和的質疑中的角色，并積極參與到制造和復制這些質疑中去。尼克·施尼賽克(Nick Srnicek)和亞歷克斯·威廉斯(Alex Williams)在《創造未來：后資本主義和沒有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一書中將“民間政治”定義為“一種歷史構建的集體常識，與實際權力機制脫節”，其策略也已經“喪失了有效性”。他們指出：“與資本的抽象和非人性相反，民間政治試圖通過強調時間、空間和概念上的零距離將政治降回‘人的尺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立場也是“回應式的”，而非“創造式的”，它關注臨時的直接行動多過長期的野心，喜歡小規模的真實性和傳統多過未知的將來。阿拉維納非常清楚建筑包含的復雜性，但跟隨“民間政治”原則導致本屆雙年展變成了一份讓人無法反對、無法拒絕、只能接受的常識性樂觀邀請。這也是為什么綠園城堡和軍械庫的主展覽選擇對很多意圖良好的建筑項目本身的“尺度與范圍”問題“視而不見或一筆帶過” 。

　　然而，如果要構想一個不一樣的未來，建筑必須比“民間政治”再多做一些，才能去重塑政治經濟、本土和全球秩序、社會參與形態以及物質和空間的構建。正如《創造未來》的兩位作者所言，民間政治式的主題只能作為抗爭的“起點”，我們仍然需要大的計劃，一份建筑的政治計劃，去重新想象塑造這一學科的諸多力量—此處的建筑不應被理解成一個由外部力量催生的領域，而本身就“是”這些力量的一部分，是我們面對社會不公、氣候變化、勞工正義、社會和地理分化、移民問題，以及其他諸多領土問題和人類挑戰的另一種創造、生產和抗爭的機制。